中国人的诺贝尔科学奖之路有多远？

    随着本年度诺贝尔各奖项陆续揭晓，这一话题再次成为全社会议论的焦点。

    数据表明，早在2006年，中国的科研经费就已经超过了屡屡摘取诺贝尔奖的日本，近几年更是每年都在大幅增长，科研的硬件条件不断改善。

    采访中，众多科研工作者都指出，要提高科研创新能力，光有经费和设备不行，其中关键一环在于“能够让科学家踏实坐下来干”。

    科研管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一个真实的故事在科技界流传甚久。

    一个城市污水治理科研专项，要求用短短几年时间，把五类水改善达标至四类水标准。“虽然愿望良好，但实际操作难上加难。污染一个湖也许只要几年，但治湖却需要几十年的时间。”项目负责人为此绞尽脑汁。

    这是一个尚未进入世界科技领先行列的民族在科研路上焦虑追赶的一个缩影。

    2009年，空缺多年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颁给了扎根昆明的一批植物学家，四代科学家冷板凳一坐就是50年，捧出一本《植物志》，令无数人为之动容。

    上个世纪60年代参加工作的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退休教授金林培说，事实上，当年不少老科学家都有着类似的经历，一项研究持续一二十年都很正常。

    然而现在，国家级项目经费扶持的课题一般周期确定为5年，有人算了一下大致的时间安排：前两年论证、申请和开题，后两年总结、验收、发表文章、推广，中间只剩下一年，其间，还要疲于应付各个阶段的检查和评审。

    “我们的科研管理太急于求成，总想立竿见影，今年给经费，明年就要见闪光点；频繁的检查、评估；还把成果与待遇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冻土和生态经济学家程国栋教授在一次会议上分析，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多数科研人员跟着指挥棒转，太多的“突破、发现、国际领先”，造成学术界的浮躁现象，让科研人员没有静下心来搞科研的时间。结果是原创性的成果少，能达到国家一等奖水平的成果少，学术水平跻身国际前沿的顶尖人物少，使中国成为发表文章的大国，而不是学术、科技强国。

    “马克思不把大英博物馆的地毯踩出一行脚印来，写不出《资本论》；陈景润不‘安、钻、迷’，解答不了‘歌德巴赫猜想’；王选没有18年每周工作65个小时的拼搏，引领不了现代中文印刷的革命。”程国栋院士感叹。

    给科学家一点发愣的时间

    同行的评审邀请、出国会议的行程安排、外校学生想来办旁听……一个上午，北京某高校的刘教授在办公室里工作，却不断被推门进来的秘书或突如其来的电话打断，平均间隔不超过20分钟。

    这就是一个科学家工作日里的常态。

    刘教授一脸苦笑地说，在国内有很多杂事，而且很多事不是学生或秘书可以代替处理和参加的，以至于在国内的时间都是零碎的，被杂事和会议切割成无数块，“根本无法静下心来做东西，思路经常被打断，心里也惶惶的，坐立不安。”

    “科研需要‘发愣’。”最近几年，中科院科学家田静不断推广的一个论点让人耳目一新。

    田静回忆，自己的老师、中国声学界泰斗马大猷院士就喜欢“发愣”。他经常见到老师在办公室独自发愣，“别看面无表情，其实脑子在飞速运转”。

    一个不能不面对的现实是，对于国内科学家，“发愣”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思考是科学研究的生命，是发明创造的源泉。一个没有时间思考的科学家，其科研能力必然会一点一点地枯萎。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高抒教授对此进行了专门研究。

    他发现，优秀科学家的年龄与成果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平均而言，他们在37~45岁达到生平最明显的创作高峰；45岁~55岁则更多地担负科学家的其他责任，如人才培养和科研管理、评价等，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成果数量的下降；55岁~65岁出现第二个创作高峰，他们在这一时期的成果往往是长期经验的总结，具有精致化和学科内涵较为深入的特点。

    高抒委员在今年两会上提交的一份提案里发出呼吁，人才培养一定要注意年龄特征，要符合科学研究的规律。对于处在创作高峰年龄的人员，管理层要努力创造条件，使他们全力以赴，获得最佳的成果。

    解放科学家呼唤“科研秘书制”

    2002年，华中科技大学高教研究院副院长别敦荣教授到美国研究型大学波士顿学院做高级访问学者。

    到达的第一天，别教授很奇怪，对口联系的教授始终没有出现，一直是他的秘书带着自己办完所有手续。

    随后的观察中，他发现这并不是特例，除非与教授谈学术问题和私人交往，教授才会亲自出面，其他事务都是他的秘书负责，直接与秘书联系。

    事实上，这位教授并不担任院长、系主任一类职务，而且几乎所有的科研人员都配有事务秘书，专门协助科研人员负责跑腿、填表、组织协调有关活动、接待安排各种学术交流等事宜，这样，科研人员就能省出很多时间专心从事研究工作。

    震动之余，别教授这些年对此进行了一番专门研究。

    他发现，在国内，目前只有达到一定的行政级别的官员才能配备秘书，而教学科研人员除了院士之外，不论成就有多大，具体事物都只能自己去办理，没有秘书协助。各单位配备的“科研秘书”又不具有服务职能，他们都是具有特定行政级别的行政职员，是科研人员的管理人员，他们不仅不直接为科研人员办理具体事务，相反还要指挥或指导科研人员来办理这些事务。这样就出现了科研秘书管科研人员的“中国特色”体制。

    “事实上，在科技发达国家，科研人员与技术辅助人员比例一般在1∶1以上。”别教授认为，科研不是孤立的研究工作，需要科学家和科研辅助人员密切配合，许多相关的事务性工作不应该占用科学家的科研创新时间。

    “科学研究成为科研人员的‘独角戏’，严重影响科研效率。”中国农业科学院兼职教授蒋建科认为，科研辅助人员是科研的重要环节。

    他对科学家和技术辅助人员的关系有一个精妙的比喻：类似足球场上负责组织进攻的中场核心球员和他身后的中后卫，一个中场核心球员往往最依赖于身后负责防守的中后卫。中后卫不仅让他无后顾之忧，而且还能在转守为攻时把球第一时间传给核心球员组织前场进攻。

    在别敦荣教授看来，要改变当前国内科学家“间接科研”和“非科研活动”大量挤占科研时间的现状，不是所有的科研表格都不要填，所有的评审会都不要开，这需要精简，但毕竟当前一些评判难以替代，对于该做的部分如何操作应该有新思路。

    别教授为此呼吁，科研人事体制必须有所改革，应当为科研人员配备助手或秘书，设置专门岗位，让科学家回到科研创新的一线中去。